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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镇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刻薄。战争死了太多人，活下来的人也各自缺了一部分。有的人缺孩子，有的人缺爱人，有的人连一具能安葬的遗体都没有。

    然后悄无声息地老去。

    上完二十七级台阶，后背已经被汗浸湿。进门后，我先把买来的菜放在桌上，再锁门，检查炉火，检查窗。

    他们需要恨一个具体的人。

    下面写着我的名字。

    我重新坐回桌后。

    身体记得。

    被烧坏的军服，停止行走的怀表，不成对的手套，失去另一半的照片。

    她们说得没错。

    小孩子的声音也夹在里面。

    这大约就是最适合我的赎罪方式。

    如今它们被编号、登记、放进箱子，等待有人认出。

    死去。

    “有什么不敢的？这种人，命都硬。别人差点死在战壕里，她不过少条腿。”

    而我和拐杖、义肢一起坐在这里，像另一件归类失败的战后遗物。

    那些句子闭上眼睛都背得出来。

    饭后，我洗碗，擦桌，把剩下的一点土豆皮包好，放进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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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锅里的水终于滚起来，灰白的浮沫贴着锅沿，一圈一圈地转。

    原瓦诺克第三守备军第十七连士官。

    “她回来了？”

    硅胶套褪下去时，磨破的地方已经渗了血。血不多，沿着皮肤淌出一道细线。我用温水擦干净，涂上药，再拿纱布绕了两圈。

    无人认领。

    一个人的夜晚，时间还很长。

    它们都曾属于某个人，也都曾被某个人珍视。

    回到楼下时，左腿已经开始疼了。

    许烬。

    我伸手，把炉火调小了一些。

    医生回答得很复杂，说神经，说大脑，说身体尚未接受那一部分已经消失。我听了很久，只听懂最后一句。

    窗外没有雨。

    最里面还贴着那份通报。

    “早回来了。刚才还听见上楼。”

    我把汤盛出来，坐在桌边慢慢喝。没有油，土豆也没煮透，中心还有一点硬。青菜发苦，我嚼得很仔细。

    而我恰好活着回来，恰好有名字，有脸，有一条足够醒目的残腿，还有一桩无从辩驳的罪。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镇中心的公告栏。

    女人说：“因为她坏。”

    倒不是残肢磨破的疼，而是更下面本该属于小腿和脚踝、如今已经空无一物的地方。

    在军中时，吃饭不许出声，也不能剩。我于是把汤喝得很干净，连碗底碎掉的菜叶都刮起来咽了。

    我坐下来，摘掉义肢。

    天阴得很低，远处的云压在重建中的屋顶上。一只灰色的鸟落在断墙边缘，很快又飞走了。

    栏里贴着阵亡名单、失踪人口、配给新规和重建招工启事。新纸压着旧纸，边角被雨打湿，名字重叠在一起。几名穿校服的年轻人站在那儿寻找自己认识的姓氏，看见我走近，便默契地散开了。

    《关于战壕撤离事故及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

    拐杖没有再藏起来，斜靠在桌边，露出磨损严重的木柄。

    晚饭是煮土豆和青菜汤。我把发芽的地方一块块削去，剩下的土豆已经不大。菜叶腐烂的边缘掐掉以后，只够铺满半只碗。

    把每封信装好，把每枚姓名牌擦净，把死者留下的东西尽可能完整地交到家属手中。

    “真有脸啊，还敢回来。”

    在敌军轰炸逼近时，违背撤离纪律，弃负伤战友于战壕，独自逃生，造成严重后果。

    我没有继续看。

    我把两件衬衣洗了，挂在窗边。又取下墙上的军装，用软刷一点点刷掉肩部的灰。

    我去问过医生，腿都已经不在了，为什么还会痛。

    左腿深处开始隐隐发疼。

    也不必被认领。

    我忽然觉得，仓库里的这些东西与我有些相像。

    胸口的姓名牌也已经摘下，只留下一块颜色略深的长方形痕迹。我原本想把军装扔掉，可那是我所有衣服里最结实的一件。再说，衣服又没有犯错。

    “她为什么不救人？”

    军衔早就拆了。

    炉子火力不好，汤半天不滚。我坐在旁边等，拐杖靠着膝盖。屋里太安静，能听见水底的小气泡一个个裂开，也能听见墙后的邻居在说话。

    水烧开，我把东西都扔进去，加了一点盐。

    纸已经黄了，墨迹也淡，标题却依然醒目。

    有些东西，就算人不想记得，身体也会替你记得。

    我只要好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