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2/3)

    这时的高营人心惶惶，史可法应该千方百计主动抚恤，安抚高营将士——收高元爵为子，或为义子，都不失为一种策略。但史可法认为流寇出身的高家之子，不配自己的书香门第，尽管手下的人劝史可法接受，史可法还是坚决予以拒绝。邢氏不死心，特意备了一桌酒席，宴请史可法。席间，邢氏带着儿子跪拜史可法，史可法赶紧躲闪。三番五次，史可法绕着柱子躲，邢氏领着儿子跟在后面跪，史可法始终不接受。第二天，高部将领将史可法按在椅子上，邢氏母子又跪拜史可法。实在躲不过，史可法勉强把场面应付下来。但接下来的几天，史可法都怏怏不乐。最后他又来一次折中：命高杰之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

    本来可以更加亲密的高营，从此与史可法反而生疏起来。高营始终人心浮动，邢氏母子及高营名将李成栋等先后降清，转而成为攻打南明的主力，史可法只得困守扬州。

    史可法将责任推给了别人，后来邢氏母子率高杰部降清，史可法其实有着直接的责任。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正是史可法的亲自安排，高杰才率军北上，但进军的目的不是针对清军，而是充当清军的盟友，联合扑灭李自成等“流寇”。按照史可法的部署，明军北上至开封地区后要向西面荥阳、洛阳一带推进，与清肃亲王豪格“会师剿闯”。河南总兵许定国叛明，并在睢州将高杰杀害。睢州事变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史可法出兵配合清军“讨贼”计划全盘落空，明军与清军的军事实力对比发生质的改变。

    高杰很跋扈，史可法太不放心了。所以，他让黄得功驻扎到仪征，暗地里牵制一下高杰。高杰这人不地道，没人盯着，这主说不准哪天就逆天了。黄得功有个同姓的朋友黄蜚，准备赴登莱总兵之任，黄得功率骑兵三百由扬州往高邮迎接。高杰想，坏了，黄得功要抢老子地盘了！于是，在路上埋伏下精兵。黄得功走到土桥，部队正在做饭，高杰的伏兵四起，黄得功拼得一条老命，才回到了自己的驻地，随行的三百骑全部战死了。

    不幸的是，作为史可法军事力量中的核心人物，高杰在睢州被叛将许定国设计诱杀，高杰军团陷入困境，其部为其妻邢氏及其子高元爵统领。高杰一死，他的地盘刘泽清想要，黄得功也想要，高家孤儿寡母，便想进一步寻求史可法的保护。邢氏知道史可法没有儿子，提出将自己的儿子高元爵过继给史可法。

    无所作为，又众叛亲离，史可法从未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四镇”当中史可法看起来与高杰最近，但他对高杰的真实看法，却出人意外。在高杰出事前的一个多月，史可法甚至有了杀掉高杰之心。

    扬州是江南的富裕之地，“四镇”头领都争着想要驻军扬州。高杰率兵最先到扬州地面，一路大肆掳掠，尸横遍野。扬州守军不让高杰进城，高杰率兵便打。史可法只好亲自出面劝解高杰，高杰听说史可法要来，连夜掘出近百个土坑，把打死的明军给埋了。史可法没有追究高杰的责任，再次折中让他驻守在瓜洲，高杰高兴地走了。扬州安定下来，史可法这才在扬州开设府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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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壮烈英雄

    史可法与马士英矛盾重重，马士英看上的黄得功，史可法也看上了。

    史可法约应廷吉谈，本来就不是叙谈历史，而是感怀时事。面对困局，史可法需要为自己的理想与现实，做出一个体面的解释。应廷吉的话，让他豁然开朗又感慨万端：“天下大事如此之坏，完全是‘四镇’尾大不掉，惟有砍下这四个人的头挂上城门，惩戒那些任事不忠的人，时局或许有救！”

    杨龙友与黄得功走在半道，遇上了强盗，黄得功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强盗给解决了。杨龙友就此将黄得功推荐给了马士英。在马士英手下，黄得功累功至游击、副总兵，又从总督熊文灿同张献忠、革左五营等战于南直隶江北、河南一带，加太子太师。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得功大败流贼张献忠于潜山，官至庐州总兵。又随马士英平定叛将刘超，论功封为靖南伯。朱由崧在江南自立后，黄得功很快得以再封为侯，与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并称为“四镇”。

    领军“四镇”，严格治军且不说，史可法连对“四镇”的基本掌控都没有做到。“四镇”当中，比较正面的当是黄得功，但黄得功与马士英的关系远比同史可法亲密。黄得功原靠几头毛驴跑黑户运输，有一次，马士英的甥婿杨龙友进京，行李带得太多，半路上急需雇佣个体运输户，拿下这份订单的便是黄得功。

    更让人吐血的还不是这个，黄得功玩命时，高杰真的来仪征抢地盘了。虽说没得逞，但黄得功部损失惨重。无缘无故吃这顿闷亏，黄得功气大了，他发表声明，要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急了，召开了多次协调会，才使双方勉强和解。在高杰进趋河南时，黄得功又准备趁机袭击高杰军报仇雪恨。这么闹下去，史可法觉得也不是个办法。最后，史可法感到还是黄得功的思想工作好做，安排他重新移镇庐州去了。

    高杰本为李自成部将，绰号“翻山鹞”，后投降明军，反过来参加对民军的追剿，累功升任总兵官。“四镇”之中，高杰军阀习气最重，事实上史可法又与高杰关系最近。因为“大老粗”出身的高杰讲的是实惠，在他与黄得功的矛盾中，史可法做出了有利于自己的调解。对高杰的驻地，史可法也是最照顾的。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一月，郁闷中的史可法找来应廷吉谈心。在史可法的心目中，姜子牙、张良、诸葛亮这三个史上著名的救时人物，最契合自己的理想与志向。史可法满怀书生意气，认为自己就是当代的诸葛。同时，他还想知道在别人的眼里，自己与这三个人有什么距离。应廷吉顺着史可法的意思说：“这三个人都是济世良才，只有所处的环境有所不同。三个人中诸葛亮最不成功，那是他没有生逢其时。”应廷吉对诸葛亮的分析，引起了史可法的共鸣，他问应廷吉说：“可是，陈寿在《三国志》中却认为，领军打仗不是诸葛亮的长处。”应廷吉回答：“诸葛亮的作为，陈寿怎么可能理解！”

    掌握南明底细的多尔衮，彻底消除了大顺军与南明军联合攻击的顾虑，“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多尔衮大胆实施各个击破。

    说完，史可法自己都感动了，他拿出新写的两幅字，送给了应廷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