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4章 调整(2/3)
方叶说道:“大量的卡车，会使得物流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同比单位商品的物价也会降低,而价格低了，受众的群体也就更多了，销售得多，就意味着企业需要扩厂，就需要更多的工人，从而大量增加就业。”
这样一来，各自行车企业之间就有了竞争，为了拿到更多的订单,价格就会打下来，而实际上一辆自行车的成本是多少钱呢?随着新中国钢铁产量的大幅增长，成本价其实已经不到80元了,而国家采用指标生产加上价格控制，使得其成本大约在100到120元。
“自行车放开卖之后，城市里就会多很多个体商铺，这同样增加了就业，一辆自行车的销售价一开始将会降到100元以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低,将来会90元，80元，70元，然后一路降，降到最后,可能只需要60元就能买一辆。”
“比如现在一车自行车的市场价,最便宜的也要120元，这已经远远大于一个农民家庭一年的总收入了，这个价格是非常不合理的，一旦国家不再使用调拔价,而是市场价,那么企业间就会形成价格竞争。”
方叶给三位领袖算了一笔账，说道:“通过一般计算可知，实际上虽然橡胶这种战略物资国家还需要大量储备，价格不能大幅下降,但钢铁的价格完全可以降下来,我们假设—吨钢降价30，那么制造成本也将会直接降低三成。”
许多地方官员思想过正,对于个体户非常抵触,认为这是‘走资’，那些个体户要到别地进货，需要县镇乡甚至村开条子或介绍信,但是大多数地方根本不给开,理由是‘走资’,极端的地区，甚至将那想干个体户的人抓起来批斗,这种事在国内屡见不鲜。
自行车合适搞市场化，因为它的受众群体太大了,而汽车行业,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市场化,现下钢铁石油都不缺，那么汽车产业就可以发展起来了，国家需要大力提高汽车特别是卡车的产量，先解决国内高物流成本的问题。
如今一吨钢铁的国家定价依旧为600元，这个价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矿石、煤碳开采水平低下导致的,但国家同时维护这个价格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是与保证国家收入有关。
“这样一来，国家保证了企业的利润，工人有了生计，解决了就业矛盾,老百姓以低价获得了重要的交通工具,市场还变得繁荣了起来,国家又可以从中征相应的税收,增加了税赋，同时企业在不断的竞争之中，还会因市场需求，开发多样化的产品，促进企业进步，可谓一举多得。”
这其实十分的扯淡，这种调拔价限制,表面上看好像使得人民受益了,但实际情况已经改变，钢铁的价格至少可以降低40，自行车的成本，也将会降低40左右，若产量越大，采用市场薄利多销的原因，其销售价格会直接腰斩。
本章尚未完结,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刘主席说道:“这现实吗?你刚才都说成本最低需要45元了，卖60元,那不是亏本吗?”方叶却是摇头道:“不是这样算的,假设自行车年生产量超过五千万辆,销售量大了，企业在竞争之下，自然会薄利多销,而企业对钢铁的需求增加了，钢铁生产量又饱和，只要国家保持钢价持续降低，制造的成本就会更低。”
部分商品的销售凭证制度一旦取消，那么企业就将会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同时减少对个体户的限制,让物流流通起来,这又会形成新的‘城市资产阶级’，而这种阶级在现下是要严厉打击的。
国家对于这些行为，也没法公开批评，毕竟现在是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时代,很多政策的实行还需要大辩经,国内高层官员之中，这种斗争也不少，这严重的妨碍了国内个体经营的发展,所以这个政策开展到现在将近两年了,除了个别大城市,其它地区发展很有限。
在此情形之下，方叶给了县里建议，国营运输公司不能继续盲目扩张了，应当引入民间力量加入进来,至此县里开始允许那些作坊主、私营企业买汽车而后在同安县任何人买，县里都给指标，这让一些胆子大的青年,开始搞起了运输业务。
在方叶的建议中，1962年自行车产量应当从两百万量提高到至少八百万辆，全面取消━般钢铁制品的销售凭证制度，同时不再对如自行车等钢铁制品业的指标性限制，将其价格打下来。
在这个个人商业活动被定性为‘投机倒把’的年代，哪怕国家从60年就正式全面允许了个体户经营，甚至一度大规模退还了过去公私合营的一些商铺，放开了部分商品的个人经营，但个体户的发展依旧艰难。
从全国范围来看，只有同安这个示范县是个例外，县里最早也是国营运输公司,但随着南来北往的货物增加，县国营运输公司从一开始只有几辆卡车，发展到了现下运输卡车就有四百多辆,然而这还远远不够。
“由于生产数量巨大，企业批量化生产以后，生产效率就会更高,成本会更低，一辆自行车的制造成本可能只需要35元甚至更低。假设企业一辆车的利润为十五元,销售商利润为十元，总价不会超过60元，企业一年生产一千万辆自行车，那么毛利润就是15亿元。”
可是高价格，极大的影响了钢铁制品的成本,事实上如果国家下决心，如今成品碳钢一吨价格降到450元完全没问题，无非是国家在短期内少收一些钱，但相比于保证了大量钢铁工人的工作以及国家钢铁工业的持续发展来说，这点降价其实也能很快收回来，并且还能收得更多。
“在这种竞争之下，一辆自行车的成本会降到70元以下，如果大批量制造的话，成本会更低，大约在45至60元之间，假设—辆车市场利润为30，最高也不会超过80元。”
比如过去一辆自行车的调拔价达到了惊人的162至180元间，市场销售价在两百到三百之间，这样的价格简直让人望而生畏，而方叶的建议是，取消调拔价，采用市场价，卖什么价格有企业自己定。
“工人有了可观的收入保障,物价就低了下来,消费自然也就上去了，而农民的收入也提升了，他们同样也就有了基础工业品的消费需求。”
方叶对于经济学并不懂,但他懂得市场原理啊，基本的经济循环对国家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是懂得的，这在未来那边都是常识，随便一名普通的老百姓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可这套理论与现有的体制存在冲突，国家如果要这样做,那么就需要做出—次较大的调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相当于一次改革尝试了。
而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还是国家控制了一切,所有生产全部是国家在管控,包括物流都是国家在管理，全国各地的县一级运输大队，是国家经营的,个体户想找他们运货，那简直难如登天。
“卡车要铺到全国各县镇乡，自行车、拖拉机要铺到广大农村,收音机、录音机、缝初机、锅碗瓢盆大量钢铁制品全面普及，这会形成一个极其庞大的市场,而这样做最终实现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发展工业，实现工业的内部自我升级;二是用工业的市场化应用，积累一定的财富,最终完成对农业的反哺。国家应当有计划，争取在20年内取消农业税,终止中国农民千百年来交农业税的历史,这将是史无前例的历史功绩。”